网上流传着一个关于孙宇晨的故事。
他曾是北大历史系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，替阎步克校对过书，赴美读研时还专程去普林斯顿拜访余英时。交谈之后，他发现这样一位站在史学顶端的人，一年收入只有八九万美元，不及华尔街年轻人的一半。在这个版本里，那次拜访让他放弃了做学问的念头，转身追逐金钱。
故事讲得太整齐了。
当年的媒体报道说，孙宇晨以历史系总分第一毕业；阎步克也在书后记里感谢孙宇晨等人参与校对。“看重的弟子”却是后来添上的关系。2015 年的《GQ》人物报道写过拜访余英时和八九万美元，但消息来自孙宇晨本人；报道里也没有余英时称赞他是“学界可造之材”的内容。余英时 2001 年已经从普林斯顿退休，那笔钱究竟是什么，无从确认。
这些疑点没有妨碍它流传。人们把残缺的材料补齐，把一次拜访修成了干净利落的人生转折。
孙宇晨先把余英时的学术声望换算成年薪，再把年薪换算成人生价值。八九万美元一落到工资单上，史学大师和高盛新人便进了同一张表，输赢一眼可见。
人们羡慕名校光环，陷在学历崇拜里；等知识不能立刻兑现，又笑书生清贫。鄙视链没有消失，只是排位依据从学历换成了财富。
这段自述也让他的转向显得体面。失去耐心被写成看清现实，离开书斋被写成识破规则。“不是我不肯做学问，是这个社会给学问开的价太低。”
多年以后，人们一边叫他“孙割”，一边又拿他的财富证明他赢了。嘲讽和羡慕挤在同一句话里。嘴上骂他只认钱，报分的却还是钱。
孙宇晨的人生未必由那次拜访改写。那张无法核实的工资单，却一直替许多人判定输赢。